《香港輿論》_《「從專業界別受政治打壓」到「專業界,別受政治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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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劉超祺博士                                 2020126日修訂

導言

【看新媒體20201208日訊】包括「記者協會」、「醫院管理局員工陣線」、「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和「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等專業界別的工會於20201122日舉行「聯合記者會」。在記者會上,他們都聲稱受到不同程度來自特區政府、政府部門和警方的政治打壓。由20193月「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俗稱「反修例」運動)發生以來,特區政府和警方干預各專業的界別日趨嚴重,摧毀了專業界別一向以來的運作模式和專業判斷,他們都質疑當局打算加入「政治審查」去整頓各專業界別,他們並呼籲各專業界別堅守各自的專業自主,不被特區政府和警方所左右。 

傳媒新聞界

在傳媒、新聞記者界方面,

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表示,《港區國安法》列明港府要加強監督和管理傳媒、警方修訂《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以至記者涉嫌在運輸署網頁查冊違例被捕,楊健興指出傳媒界朋友一向透過業界自我監管,有行內自己專業的工作操守和守則,他批評特區政府加強規管,以圖削弱傳媒監察社會的功能。由警方單方面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的定義開始,直到有香港電台記者涉嫌查冊違例被拘控,擔心政府會陸續收緊對記者和傳媒的監控,因而削弱媒體監察社會的功能。

修訂《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和動機

究竟警方修訂《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和動機是什麼一回事呢?

修訂動機

根據「政府新聞網」在2020923日發表的《警方修訂傳媒代表定義助安排採訪》中,提及到「香港新聞自由受《基本法》保障。傳媒工作者有需要進行採訪,警隊有法定責任採取措施維持治安、保障公共安全。警方與傳媒有悠久的合作關係,警方更因此特別設立傳媒聯絡隊讓雙方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情況下,各司其職。但警方自去年6月至今在處理很多大型群眾事件時,面對不少假借新聞採訪而魚目混珠的人,阻礙警方的行動,更增加警務人員受襲的風險。警隊為了讓前線人員更容易清楚識別進行正常採訪的記者,從而提供更好的協助,修訂《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讓其更明確及清晰,令前線人員能更有效及快捷地辨識傳媒代表,有助警方在可行情況下向他們提供特別採訪安排。修訂不是為記者作任何定義。」

定義

《警方修訂傳媒代表定義助安排採訪》中亦都提及到「經修訂後,《警察通例》下的「傳媒代表」包括持有下列機構所發出的身分證明文件的記者、攝影師及電視台工作人員;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GNMIS)的傳媒機構;或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廣播機構。」

傳媒新聞界迴響

修訂《警察通例》「傳媒代表」定義

「警察公共關係科」於2020922日致函四個傳媒工會,通知他們警方已經修訂《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引起香港輿論、傳媒界、新聞界及大專新聞界的抨擊。歸納起來總共有六點:

1. 警方企圖改善執法時的場面秩序,動機可以理解。但是,是次《警察通例》的修訂改動並沒有事先跟新聞界組織商討,只是在實施之前一天出信通知「香港記者協會」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等四個傳媒工會,並於修改《警察通例》後的第二日就推行,很明顯是勢在必行。警方雖然解釋說歡迎新聞界組織提出意見,但是,始終是警方單方面收緊管制措施。除了「記者協會」和大專新聞系表明反對之外,「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亦表示強烈關注,認為警方應事先解釋清楚登記制度,並強調「任何措施必須以便利記者採訪為首要考慮」。近來街頭衝突已經減少,警方應該有時間和新聞界組織去討論出雙方都同意的準則。

2. 警方單方面的修訂《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毫無疑問一定會引致新聞從業員的反感,當局應事先與傳媒、新聞界協商,達成一個共同都能接受的協議,現時警方以大石壓死蟹的方式一意孤行,很明顯,動機不單只是改善警方執法時的秩序,而且,這個修訂是在77日《港區國安法》在香港正式實施之後,令人推測這是收緊傳媒、新聞記者的採訪。

3. 在修改《警察通例》之前,「傳媒代表」只要持有「香港記者協會」會員證、「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會員證、或者報館、通訊社、電視台、電台所發出的證明文件就可以了。修改《警察通例》之後,「傳媒代表」只限於「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傳媒機構」或者是「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廣播機構」的人員。從此以後,警方不再採用「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或者新聞界、媒體發出的記者證或工作證,轉而單單依靠「政府新聞處」和警方自身的識別和認可,換言之,只有警方認可的記者才符合記者身份進入警察劃分的採訪區採訪。

4. 「傳媒代表」只局限於「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傳媒機構」或者是「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廣播機構」的工作人員。 這個很明顯,就將專上學院的媒體、自由身記者和專上學院的新聞、傳理院系的學生、以及在中學就讀的學生記者摒諸於門外。不但對新聞從業這個專頁有影響,並且對培育新人的影響更大。 

5. 警方刪除了以往一直行之有效的由「香港記者協會」、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或者本港報館、通訊社、電視台、電台所發出的證明文件就可以了認可的資格,而改為單單由警方把關,可以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企圖控制傳媒和新聞界的工作人員和新聞報道。 

6. 是次修改的《警察通例》有這一段:「香港奉行的新聞自由沒有改變。警隊修訂內部指引中傳媒代表的定義,對新聞工作者的依法採訪工作毫無影響,一切如常。在警隊日常行動上,警方按需要設立行動封鎖區,除警務人員外,其他人不能進入。警方剛公布的「傳媒代表」定義屬內部指引,讓警務人員在可行情況下,讓這些傳媒代表進入一般不容許傳媒進入的封鎖區內,為他們安排特別位置作採訪,這是額外有利採訪的安排。其他人士則不會獲得特別採訪安排,但可在封鎖區外如常活動。」這個修改了的《警察通例》顯示了在一般公眾地方,任何人也有權採訪。《警察通例》更表明「讓雙方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情況下,各司其職」,警方似乎沒有做到這一點。在8月中,警方搜查《蘋果日報》報館大樓的時候,很多記者,包括香港電台的記者亦都被拒進入進入由警察劃分的採訪區,但是,這批記者本身就已經完全符合《警察通例》對傳媒的定義。這件事件令人懷疑警方會否一視同仁的讓所有合符《警察通例》定義的傳媒工作者採訪,而非只讓警方認為合適的傳媒人進入採訪區。令人懷疑警方堂而皇之說的是一套,執行又是另一套。 

以上是香港輿論和傳媒及新聞界從業員對警方修訂《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定義的迴響和不滿的聲音。 

拘捕蔡玉玲事件

至於有關香港電台《鏗鏘集》編導、「香港電台工會」前主席蔡玉玲於2020113日被警方在清麗苑她的家中拘捕,涉嫌她在報道2019721日事件而分別在拍攝《鏗鏘集》《7.21元朗黑夜》和《7.21誰主真相》的兩個專題的時候不正當使用資料。事緣在20207月《7.21元朗黑夜》和《7.21誰主真相》的兩個《鏗鏘集》的節目內,蔡玉玲翻查2019721日當日的閉路電視,以便追查涉事的白衣人的車輛和車主,從而進一步了解7.21當天的事件真相。她事後被指使用查車牌得來的資料,不使用在交通用途的事宜上,而使用在拍攝節目中,違反《道路交通條例》中的只可用作與交通事宜有關用途的規定。「7.21事件」是指在2019721日,一批穿著白衣的男子在元朗港鐵站內無差別的去襲擊市民。

警方指出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人在電視節目中公開報道車主的資料,懷疑這個行為侵犯個人私隱,警方的調查發現蔡玉玲涉嫌於五月至六月期間,透過運輸署的網頁取得包括車主姓名、身份證號碼、住址、車主的車牌號碼、車輛登記資料等車主的個人資料,之後將所得資料用於不符合聲明所指「只可用作與交通事宜有關用途的規定」上,警方於是採取拘捕行動。

根據現時查閱車牌的要求,每位查閱者需要聲明:「現聲明本人明白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提供的個人資料,應用作與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的事務上。本人已細閱及明白本申請表格的內容,並接受申請表格上所載的所有條款及條件。」條款亦列明,「根據《道路交通條例》,如果故意提供失實資料,可被判罰款5,000元及監禁6個月;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任何人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的任何個人資料,是出於獲取金錢得益或導致當事人蒙受損失,或導致該當事人蒙受心理傷害,即屬違法,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萬元及監禁5年。」不過,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64(4)(d)(i)的條款,「被控告的人如證明是條例所界定的新聞活動的目的,或是為與該新闢直接相關的活動的目的,而披露個人資料,而有合理理由相信,發表或播放該個人資料,是符合公眾利益,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蔡玉玲獲保釋後接受傳媒的訪問時表示,就今次事件,她不會猜測警方的動機,但是,她懷疑警方今次拘控行動是否涉及其他因素,她希望媒體從業員不會因而影響對新聞工作的信念和熱誠。

蔡玉玲被警方拘捕一事,引起傳媒及輿論的關注,認為事件涉及政治打壓,多年來,傳媒、新聞工作者在運輸署網頁查閱車主和車輛等資料, 然後在相關的新聞中報導,已是恆常已久的做法,今次蔡玉玲被警方拘捕一事,輿論普遍都認為《鏗鏘集》《7.21元朗黑夜》和《7.21誰主真相》能夠將當天在元朗港鐵站白衣人無差別的襲擊市民的真相揭露出來,令人懷疑從而開罪了警方、元朗的鄉紳勢力和親中人士,蔡玉玲因而遭到報復,被警方拘控,從而製造殺一儆百的寒蟬效應。 

以上是香港輿論和傳媒及新聞界從業員對警方拘捕蔡玉玲事件的迴響和不滿的聲音。 

醫護界迴響

在醫護界方面,他們於20201122日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聲稱受到不同程度來自特區政府和「醫院管理局」的政治打壓,究竟又是什麼一回事呢? 

「醫院管理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表示自從在20202月起,因疫症,這裏是指「中共肺炎」(或者稱為「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發起罷工,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封關」。(編者按:事緣在今年20202月初,香港部份醫護人員要求特區政府全面關閉連接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邊境檢查站,防止「中共肺炎」的疫情從中國大陸進一步傳入香港,但是,被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斷言拒絶。當時從中國大陸傳出來的視頻、消息,得知「中共肺炎」的疫症在大陸大爆發,感染人數眾多,多到街上都能夠發現受感染而死亡的屍體,多到當局未暇處理,當地醫院除了輪候的人擠滿了醫院大堂之外,受感染死亡的屍體還來不及清理,擺放在醫院大堂的四周圍,因為感染「中共肺炎」而死亡的人數眾多,當地要加開焚化屍體的焚化爐,又每天24小時都要開動來焚化屍體,也不能應付得來等等現象,加上普遍輿論都推測大陸當局隱瞞疫症,加上大陸封鎖消息,「中共肺炎」疫情可能比想像中更嚴重得多,更加令到一般香港市民擔憂,唯恐香港會有一天受到大陸的感染而引起疫症大爆發,到那時候,香港的醫療系統也會崩潰,不能再應付這麼龐大的醫療需求。)

醫護界人士指的「封關」就是指立即限制非香港本地人士在連接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羅湖關口、落馬洲關口、深圳灣口岸、皇崗口岸、連接香港和澳門的港珠澳大橋和港澳碼頭等關口進入香港,以免他們將「中共肺炎」病毒帶進香港。代表醫護人員的工會「醫院管理局員工陣線」宣佈因為與特區政府官員的談判破裂,就將抗議行動升級,罷工五天,受到非常多在政府醫院中工作的醫生和護士響應。醫護人員重申他們發起罷工並不是害怕照顧病人之後會感染病毒,他們也因為罷工影響對病人的服務感到內疚,但是,他們認為保護廣大市民的健康更為重要,全面封關是解決疫症傳入香港的基本措施,況且,控制疫情並不應該有政治考量,特區政府實施的管控措施實在反應太慢,未能及時遏止病毒的傳入和擴散。

「醫院管理局員工陣線」發起的抗議行動的目的是防止中國大陸的人民將「中共肺炎」病毒帶進本港。當時普遍的輿論和醫護界人士都認為疫情的事態嚴重,特區政府應該全面封關,否則,香港一旦產生疫症大爆發,整個香港的醫療系統也會崩潰,到了那個時候,就一發不可收拾,後果並非香港所能夠承擔,為了全面挽救香港人的性命,普遍的醫護界人士和普通的香港市民都認為全面封關是唯一的選擇,也是最適當的選擇。

醫護人員罷工了五天之後,因為得不到林鄭的正面回應,唯有停止罷工,回到前線崗位去照顧病人。當醫護人員停止罷工之後,林鄭月娥才宣佈關閉多個來往中國內地的陸路和海路關口,包括羅湖關口、落馬洲關口、皇崗口岸和港澳碼頭,但是,仍然保留陸路的深圳灣口岸和港珠澳大橋可來往香港及內地的兩個關口。林鄭的舉措表示她只是單看疫症的發展,不會屈服於任何社會團體壓力之下,當時的輿論都認為林鄭不會聽從民意,不理香港人的死活,只是一味的聽從中共中央的指示,香港人唯有自救。 

「醫院管理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於20201122日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自此之後,工會就成為「醫院管理局」的「眼中釘」,「醫院管理局」還聘請一隊法律團隊向罷工的員工發信追究。主席余慧明重申當日的行動是罷工而非缺勤,強調是合法行動,希望「醫院管理局」不要再矮化工會及工會所提倡的工業行動。余慧明又指出,對曾經參與罷工的員工,他們的決定員工升遷或續約的文件「員工發展報告」被抽起,令人推測到他們未來的升遷和續約會因他們參與那次罷工而受到負面的影響,而未有參與罷工的員工則沒有被這樣對待,局方的一切員工升遷和續約的處理手法如往常一樣沒有改變,證明曾參與罷工的員工受到「醫院管理局」不同而且應該是不合理的對待,局方雖然沒有明言因罷工而下調他們的評分,但是,從「醫院管理局」的行動看來,應該存在秋後算帳的現象。

以上是香港輿論和醫護人員對特區政府和「醫院管理局」對處理「醫院管理局員工陣線」公會罷工事件和封關的迴響和不滿的聲音。

教育界迴響

在教育界方面,「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和「香港教育同行陣線」於20201122日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就批評「香港教育局」不尊重教師專業,因教材問題取消兩名教師資格,但是,過程不透明,又不清晰,並認為教育局不尊重教師專業,究竟又是什麼一回事呢?

2020106日,教育局以「嚴重專業失德」為理由取消一名任教於九龍塘宣道小學教師的註冊,指該名教師在設計的小學五年級,亦即是歐美學制的第五班,的校本教案、教學材料及工作紙裏「有計劃地」散播港獨信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教育,希望可以培養出有國家觀念、社會責任感及國際視野的下一代。她亦提及教育不是「無掩雞籠」,政府、辦學團體和學校管理層亦都需要把關。

教育局副秘書長陳蕭淑芬表示,有關教師設計的校本教案、教材和工作紙都以港獨為主題,有關教師在課堂上散播港獨信息並非一時疏忽,而是有計劃的行動。教案顯示教師會用50分鐘有計劃地由《社團條例》帶出「香港民族黨」,再詳細介紹該黨宗旨及政綱,然後再討論港獨。主張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已被列為非法組織,教師花大量時間去介紹就是宣揚港獨的政綱。教案亦都顯示在播放「香港民族黨」政綱時,如學生贊成政綱的可以舉手示意,教師要求學生在課堂上作政治表態是不能接受的。她認為學生在整堂課中並無表達個人意見的空間,只能記著影片的內容,證明教師是有意將有關思想和概念強加給學生,教案亦有不少扭曲和偏頗的內容。況且,有關課題亦都不適合小學生。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副會長、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批評教育局單憑教案內容和未有經過與涉事教師口頭聆訊便取消教師的註冊,形容事件為「黑箱作業」。教案與實際課堂教學通常會有一些距離,在課堂上,教師會因應學生的興趣和反應而作出在實際教學上的調整,未必能跟足教案,對有經驗的老師來說,教案可能只是一個參考。教案中有關民族黨及疆獨等內容可能是教師的參考資料,或甚至會受課堂時間所限,未必能夠詳細講解。(作者按:教育署的官員在任職教育署之前,都會是一位老師,甚至是一位資深的老師,教案的輔助功能他們不會不知,更不能不知。)教師上課要求學生舉手亦只是提高學生互動的方法。(作者按:更加是常用的方法,教育署的官員怎能不知。)因此,教師要求學生在課堂上舉手示意,並不一定是教育局所指的政治表態,即使這個舉動是在老師教授「香港民族黨」的政綱時要求學生的動作。他還說這件事件只會令教育界人心惶惶,自我審查,令到教師不敢教授或甚至觸碰政治敏感性質的議題。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支持涉事的6名教師上訴,首先會幫助被取消教師註冊的老師,希望還該名教師公道及消除其他教師的疑慮。有幾位九龍塘宣道小學學生致電香港電台節目《自由風自由PHONE》,表示該堂課只是討論何謂言論自由,工作紙問到「沒有言論自由香港會變成怎樣」,認為相關內容不足以令教育局將涉事老師取消教師註冊,而且有關教材令他們認識香港的法治精神和言論自由,當時老師只是客觀地向學生解釋何為港獨和相關活動,沒有提及過自己支持港獨,課堂上播放的影片亦都沒有加上老師的主觀意見。再者,認識這位老師的同事、朋友和學生都認為他是一位好老師、一位很公平、公正的老師,平日他都會很客觀去分析事物。教育局亦都曾派視學官到九龍塘宣道小學調查,學生在與視學官會面中亦都表示不贊成港獨,證明該位老師從沒有向學生宣揚港獨。教育局的一個錯誤、草率的決定不單止影響一位老師的前途,更加會令到其他教育工作者膽寒,擔心自己會因教育當局的成見而成為下一個被取消資格的老師。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康樂部主任關浩鵾(粵音「軍」)批評教育局利用公權力打壓老師,說過去兩個月已經有兩位老師遭打壓,他們與教育局只有兩三封信的溝通,便被教育局書面通知自己的教師資格被終身取消。他認為「最唔尊重教育嘅就係教育局本身!」他指教師註冊被取消後無恢復機制,關浩鵾還呼籲教師若懷疑自己受到政治打壓,應該盡快聯絡所屬的勞工組織尋求協助。「國際特赦組織」指出「香港教育局」對教師施以最嚴厲和毫無根據的懲罰,對教育界來說是一個警號,香港的言論自由被日漸侵蝕。

普遍的香港輿論都認為,今次事件引來教育界的巨大迴響,表面上是取消一、兩位教師的註冊,其實是整個教育界的屈辱,是政府否定了教師的教育專業,「香港教育局」和特區政府用他們的意識形態來量度教育專業,教育界的專業遂變成了由「香港教育局」和特區政府說了算。「香港教育局」除了取消該兩位老師的教學資格之外,還有對九龍塘宣道小學的科主任、副校長和校長發出譴責信和警告信。一位受訪教師在一個電視節目中帶出了一個非常清晰的訊息,她的意思大概就是這樣子:這個「香港教育局」DQ教師資格的訊息清晰的告訴所有教育工作者,一人被判犯錯、犯罪會牽連其他有關人士,這就是古代所謂的「連坐法」。也很像今天的中國大陸,一人被中共當局認為犯錯、犯罪便會牽連到其他如親朋好友、同事等相關的人士,人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更不能倖免,唯有就要互相監視,除了本人不能犯錯之外,其他同事也不能犯錯,以免殃及池魚。這個「連坐法」發出很清楚的一個白色恐怖的訊號,大家要自我審查,不要觸碰特區政府和中共的政治底線。其次就是,作為一位老師,要完全跟足教科書的指示去教導學生,不能自己豐富教材,更不能自作判斷,老師就是一部只會要發聲的教書機器,否則,一個不幸被當局的成見而誤判,就會被取消教師牌照,後果堪虞。 

自去年20196月,「香港教育局」已經完成處理超過200宗對教師的投訴調查,局方不排除日後再有更多教師被取消教師執照。這類事件肯定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在教育界必定會造成嚴重的寒蟬效應,其實,這就正正應了中共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教育局」的要求,教師不能觸碰中共政權和特區政府在政治上的底線,儘管這個政治底線非常模糊和搖擺不定。

以上就是教育界人士與普遍的香港輿論對特區政府和「香港教育局」政治打壓教育工作者的迴響和不滿的聲音。

社會福利界迴響

在社會福利界方面,於20201122日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他們聲稱受到不同程度來自特區政府和警方的政治打壓,究竟又是什麼一回事呢?

在社會福利界方面,「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外務副主席張志偉於20201122日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就指警方曾調查不同的社會服務基金,工會擔心服務的保密制度將受影響,社會服務組織向一些基金申請撥款,在《港區國安法》的陰影下隨時會變成被控告「洗黑錢」或「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政府又打算推行社工專業與內地互認制度,對社工的認證會監管得非常嚴厲,加上有多位社工早前亦被檢控。他亦提到執行《港區國安法》的「國安處」已經設立了舉報熱線,不少中心避免踩到地雷,唯有自我審查,被迫將連儂牆拆除,將文宣刪去。

今年發生了這一類事件。20208月,警方派數百名警員到《蘋果日報》大樓進行大搜查。之後,至20201121日,警方再採取針對「壹傳媒」的行動。「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表示至少有兩間社會福利機構因為申請「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蘋果日報慈善基金(Apple Daily Charitable Foundation)撥款被警方查問,查問的範圍包括向「蘋果日報慈善基金」申請的項目、目的、總金額、「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有沒有派工作人員到社會福利機構視察等。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於1995年成立,為稅務局認可慈善機構。「蘋果基金」透過《蘋果日報》作橋樑,以匯聚廣大讀者的捐款。願景是使社會上的弱勢社群感受到愛與關懷,生活得以改善,生命顯出尊嚴,並透過撥款資助社會服務機構及慈善團體舉辦各類服務,滿足不同社群的需要及填補現有服務的不足。「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負責人表示「蘋果基金」自從成立至今,一直都按法例和正常的審批程序去作出捐獻,每年都有捐助金錢或物品予慈善機構和個人,或者贊助慈善機構去推廣社會服務,惠及各階層的弱勢社群,一向運作正常,從未發生過任何事端。

最近已辭職的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表示警方的舉動是屬於政治打壓,令社會福利機構、社工感到徬徨、恐懼,甚至拒絕去申請「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警方的做法對前線社工也構成無形的壓力和心理陰影,擔心被管理層質疑提出申請的動機。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倫智偉表示,社會福利機構向「蘋果日報慈善基金」申請撥款,無非只是為了向社會上的弱勢社群推展社會服務,他認為警方的調查行動並非針對任何一間社會福利機構,而是向社會人士製造一種效應,就是「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是存在嚴重的問題的,最好「生人勿近」,令社會福利機構不要向「蘋果日報慈善基金」申請撥款,否則可能會招惹麻煩,甚至可能會犯上官非。 

總結

總的說來,可以藉助「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外務副主席張志偉的一番說話,他表示《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各專業界別都在自我審查「有啲咩講得、有啲咩唔講得」,但是他認為各專業界別不應附和香港特區政府的底線,而是應告訴香港特區政權自己的專業底線,若特區政府和相關的政府部門超越了專業的底線,就要抵抗到底,不應退縮。 

照這樣的形勢來看,中共中央、特區政府似乎會對香港的所有專業界的人士開刀,進行政治審查,任何對中共政權、特區政權有不利的訊息或者舉措,特別是與政治有關的,都會進行包括檢控、取消專業資格等等的方式進行打擊。在這裏,建議所有專業的人士都應該緊守自己的專業崗位、把持好自己的專業態度,只有專業人士才能決定自身專業的準則,而非由某一個政權去幫助專業團體去決定他們的專業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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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編輯:卿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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